中国轿车风云第三期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乘东风展红旗

1955年7月8日，李富春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都应该按照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地实现。在工业建设中，必须根据资金和技术力量的可能，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来进行建设，那种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要建设就应该处处大规模和样样现代化，这种想法和做法，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害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一般都要有五年左右的时间，要进行一系列的繁重的工作，要有各个方面的配合。我们要建设起很多用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企业，才能达到工业化，哪能希望在一个短时期内，不费什么力气就建设成功呢？

报告对于汽车工业的要求是：

五年内建设并完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它发挥了生产能力以后，每年能够出产载重汽车三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设计能力比第一汽车制造厂大一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两个汽车制造厂将为我国建立汽车制造工业的基础。

遗憾的是，1958年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使得报告的内容未能实现，克服急躁情绪的意见也未能贯彻执行。

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一机部汽车局拿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意见，这个意见相当于中国的第一部汽车产业政策。意见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现有生产水平下，汽车生产的主要方向是解决生产和人民大众生活需要的交通工具。要多生产一些公共汽车，搞好公共交通，多开线路，做到四通八达。小轿车的使用对象主要是领导机关和对外接待，需要的是高级轿车而不是像东风轿车那样的中级轿车。

根据一机部的意见，一汽放弃量产东风轿车的计划，开始布置生产高级轿车。

1958年6月25日，一汽团委书记王道义在传达团中央会议精神时，告诉了与会者一个消息，北京市要试制高级轿车，向国庆献礼。这个消息让参加会议的人坐不住了，一汽是中国新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厂，生产轿车是一汽人当仁不让的责任，我们不能落在北京的后面。王道义向与会者提问：“我们一汽能否在国庆节前试制出高级轿车？”

他的话如同一把火点燃了大家的情绪。当天晚上，一汽设计处处长陈全立即召集设计处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王道义的建议，众人议论纷纷，但观点完全一致：一汽一定要把研制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第一’抢到手。这次会议上，制订了研制高级轿车的时间表：7月末底盘设计科交出底盘图；9月车身设计科试制出车身。

一汽党委采纳了设计处的意见，决定立即投入研制国产高级轿车，并向吉林省委作了汇报。吉林省的党政领导非常高兴，要求一汽尽快投入试制。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吴德根据当时中央“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建议新试制的高级轿车就叫“红旗”吧。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名字在中国汽车工业叫响，“红旗”至今仍在一汽飘扬。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红旗轿车身上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商标。

高级轿车长什么样？高级在哪里？一汽设计处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外国的高级轿车，连高级轿车高级在哪里都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设计呢？和试制东风轿车一样，一汽决定先以外国高级轿车作为参照。但当时全国轿车少得可怜，高级轿车更是难得一见。陈全是个说干就干的人，召开完设计处会议后第二天，也就是6月26日上午，他就赶到吉林工大，向吉林工大说明来意，将吉林工大教学用的一辆美国克莱斯勒1955型“帝国”牌c69高级轿车借来，开进了试制车间。为了支持一汽试制高级轿车，一机部汽车局送来了一辆美国林肯牌高级轿车，周恩来把他的法国雷诺高级轿车也作为样车送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坐车是一辆德国奔驰600高级轿车，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也将它送给了一汽。陈毅送轿车给一汽还有一个小故事。

一汽负责轿车试制的王振听说，北京有一辆全国唯一最高级的轿车也就是外交部长陈毅乘坐的奔驰600。他决定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这辆奔驰600，增加一些高级轿车的感性认识。王振带上几个技术人员赶到北京，经过一机部介绍见到了陈毅的那辆车，试乘后感觉确实很先进。听说一汽要试制高级轿车，陈毅的司机李师傅挺高兴。他说：“陈老总是外交部长，天天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他说了多次，他不愿坐外国车，可是中国没有国产轿车！你们要是早点造出高级轿车来，陈老总就可以早点换车。”

奔驰600的高级在哪里？只有将它分解开后才能了解到所以然。要是能将这辆车借回去看个究竟，对试制高级轿车会有很大的帮助。王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机部汽车局局长胡亮。胡亮说，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他很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转告了陈毅，豪爽的陈毅立即高高兴兴地把这辆奔驰600送给了一汽。

经过对几辆高级轿车进行反复比对，一汽决定以克莱斯勒“帝国”c69作为主要参照对象。

1958年，全国都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分外躁动，到处都在放卫星，作为中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厂，一汽自然不甘人后。1958年7月，一汽下达试制任务书，要求1958年8月1日建军节前拿出第一辆车，仔细算下来，满打满算不到30天。紧接着，任务再度加码，要求8月15日前，再生产一辆红旗敞篷车，年底共生产5辆红旗高级轿车。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要试制出高级轿车，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一汽人在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前大胆“革新”。他们将仿制对象轿车全部分解开来，数百个大小零部件总成逐一摆放，然后由全厂工人群众前来主动承接任务，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协定的内容是：我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他们将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为“赶庙会”。特殊时期，人的精神作用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通过“赶庙会”，需要仿制的所有的零部件被热情激荡的工人群众一抢而空。那段时间，全厂所有的车间处室都投入到红旗轿车的试制，当时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