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轿车风云第四十期

徐秉金，祖籍河北昌黎，1939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徐秉金担任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并兼任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工作，历任国家计委外事局副局长、国家经委机电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副司长、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口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任，外经贸部机电产品进出口司司长、部长助理。1991年5月，徐秉金调任国家机电产品进口审查办公室主任。

长期代表国家工业系统参加中美市场准入谈判、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曾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以及GATT和WTO的主要谈判代表。为中国WTO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名誉会长。

40期 德国大众甲壳虫

战败也使得德国汽车工业一蹶不振，希特勒决心要重振德国汽车产业雄风。发展汽车产业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希特勒有他的办法，在德国汽车工业还没有复元的情况下，希特勒开始在国内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在全世界率先修起里了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高速公路大建设解决了德国汽车发展的基础条件。希特勒不光修路，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汽车工业。当选总理后仅仅11天，希特勒就亲自主持了柏林汽车展的开幕仪式。并兴趣盎然地参观了各国的汽车，他最感兴趣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太脱拉公司展出的风冷发动机。当晚，希特勒召见了太脱拉公司的总工程师莱德温卡，详细地询问了风冷发动机的有关情况，并称，德国应当发展“大众轿车”，这种车的发动机应当是风冷发动机。不久，德国内阁召开专门会议，议题是在国民中普及轿车。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推荐由著名的汽车设计师费迪南.波尔舍担任研制任务。

费迪南.波尔舍原为奔驰公司总工程师，以后自己创建保时捷公司，希望开发一种价廉物美的普通轿车。但他的努力几乎没有成果，没有多少汽车公司在乎他的设计成果。

1933年秋，希特勒在柏林接见了波尔舍，专门与他讨论如何在德国发展“国民大众”的汽车。两人观点相同，意见一致，谈得兴起，希特勒抓起铅笔，一气画了11张草图，希特勒的草图与日后名噪一时的“甲壳虫”已经十分近似。希特勒要求，这款车的最高速度要达到62英里/小时，每加仑汽油要能够行驶42英里，必须采用风冷发动机，车内要能够乘坐2个成年人和3个儿童，车的价格必须在990马克以下。这些指标与波尔舍原来的设计几乎一样，两人相见恨晚。希特勒对波尔舍非常信任，将发展德国“大众轿车”的任务正式交给了他。

1934年1月17日，波尔舍以德国汽车制造联合会的名义，向德国政府提出一份为大众设计生产汽车的建议书，建议书迅速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批准和支持。1934年6月，波尔舍设计的“大众汽车”完成，希特勒审看完图纸后要求28个月内拿出样车。1935年柏林汽车展上，希特勒宣布，德国大众的国民轿车即将投产，“大众汽车”（ VOLKS WAGEN）一词正式问世。

1936年10月，3辆大众样车按时下线，新车搭载了改进型700毫升直列4缸发动机，功率达到22马力。这款车的车标为叠加的“VW”，它用德文“VOLKS WAGEN”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即“大众汽车”。以后，该标志正式成为大众公司的商标。1936年12月24日，3款大众“VW 3”轿车在德国柏林进行展示。

1937年2月，波尔舍与希特勒的亲信维林组建了“德国大众汽车促销公司”，为大众汽车筹集资金做生产准备。1938年5月26日，大众公司在沃尔夫斯堡（狼堡）正式奠基，希特勒亲自出席了奠基仪式。1938年8月1日，维林宣布：每个德国人，不论阶级、地位和财产，均有资格购买大众汽车，要求是购买者每周储蓄5马克。德国民众对此计划反响热烈，到1938年底就有27万多人登记签约并开始储蓄。到二战后的最终统计，共有336000人登记了储蓄购买计划，集资总额2.67亿马克。1938年9月16日，该公司被命名为大众汽车股份公司，波尔舍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就设在沃尔斯堡，也称为“狼堡”。1938年，大众公司推出了经过进一步改型的“38”系列车型，该车装载的直列4缸986毫升排量发动机。这款坚实且具有与众不同外型的车，就是“甲壳虫”汽车的鼻祖。但那时它并不叫“甲壳虫”，“甲壳虫”的名字是1968年才首次出现在大众公司官方的广告里。就在这批大众汽车问世不久，1939年9月，希特勒就以德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为基础，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德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大众汽车公司根据德国政府的指令，开始转而生产军用车辆，第一批大众汽车仅仅生产了630辆。

1945年，德国再次战败。二战结束后，波尔舍因为曾经为纳粹工作而获刑2年并于1951年中风去世。大众汽车公司在英国的监管下开始重新生产民用汽车。1946年，英军任命著名的汽车专家前欧宝汽车厂厂长鲁登霍夫为大众汽车厂厂长。鲁登霍夫接任后，带领全体工人在废墟上重建工厂，很快便使汽车厂恢复了生产。1949年9月，英国将大众公司托管权移交给联邦德国政府，1960年德国联邦政府将大众公司私有化，从此，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进入了快速、平稳的发展时期。当时大众公司的主要品牌就是大众汽车，由于该车外形酷似甲壳虫，1968年，大众公司在自己的官方广告中称之为“甲壳虫”。甲壳虫的研发者将研发目光放在经济水平有限的在普通大众身上，强调车子经济实用、坚固结实性以及维修方便，甲壳虫由此成为欧洲最畅销的车种。拿下欧洲市场后，鲁登霍夫又将甲壳虫打进美国市场。

在甲壳虫的滋养下，大众汽车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众汽车公司已成为一个在加拿大、美国、南非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生产厂的跨国汽车集团，旗下有“兰博基尼”、“布加迪”、“高尔夫”、“斯柯达”、“奥迪”、“西亚特”等世界知名品牌，年产销300万辆，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大汽车公司。继甲壳虫以后，大众公司又开发出了高尔夫等一系列深受欢迎的产品，并以此稳固地占据着经济型轿车市场“老大”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面对席卷西方世界的石油危机和日本汽车的竞争，大众公司感受到了空前的威胁。为了改变不利局面，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大众公司积极地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十几亿勤劳的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得德国大众将目光投向中国。在大众公司走出去的战略中，与中国合作无疑是其最大的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力促德国大众与中国合作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大众公司董事施密特，就是他首先做出了与中国合作的决定。2年后，卡尔·哈恩博士接任大众公司董事长后，将大众公司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推广，最终使得中国成为大众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

卡尔·哈恩博士1926年出生于德国凯姆尼茨一个工业世家，1954年进入大众汽车公司，1959年至1964年担任大众汽车美国公司的总裁，1973年至1981年，担任德国汉诺威大陆轮胎公司的董事长，1982年，哈恩担任大众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在任期间，他实现了甲壳虫后继产品(帕萨特、高尔夫、波罗)的成功以及奥迪品牌的复兴。但他最主要的业绩是通过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让大众汽车集团跻身世界顶级企业行列。

哈恩博士为什么要力主与中国开展合作呢？20年后，哈恩在自传《我在大众40年》中谈了自己当时的见解：

中国的汽车工业基础确实很差，但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人，这个民族有其不可预见的能量，只要能将他们的民众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他们就能做到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们研制出了火箭、导弹、原子弹就是例证。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他们愿意拿出资金和力量来发展轿车工业，如果我们现在错过与他们的合作，将来我们会为此而后悔。与其等到他们自己做出来后将我们作为竞争对手，还不如我们现在就参与他们的发展，与他们合作成为合作伙伴。

事实证明，哈恩的选择是明智的。在谈到他当初下定决心来中国的最重要原因时，他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古老文化独一无二的特征打动了他，他在《我在大众40年》中回忆：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希望能够参与中国强大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巨大的潜力能够被发挥出来。80年代初期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虽然很薄弱，但是到后来，和当时的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以后，更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只是当时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其他外国汽车公司没有这样的信心。特别是对于很多外国汽车公司来说，它们并没有把它们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愿望。

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样的国家会有未来，也能造好汽车。

虽然哈恩有远大的目光，但必须看到，德国大众决定与中国上海合作包括以后与中国一汽合作，都是建立在其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其出发点是为了大众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中国也需要在与大众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这也是符合中国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正是出于这一共识，中德双方才走到了一起。原上海机电局副总工程师翁建新说：

在确定大众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前，我曾经从各方面搜集过资料，资料证明，大众向我们提供的条件是从他们的全球化战略来考虑的。我调查到，大众在欧洲、北美、南美和非洲都已经建有工厂，惟独亚洲没有。我们双方接触初期，大众的经营情况很好。积累了一些富余资金，也很想在亚洲发展战略合作伙伴。
　　最初他们曾想和日本合作，但日本不想干。后来，他们和印尼等国家有些接触，但发现印尼没有条件。再和伊朗接触，又感觉到伊朗的政局不稳定。再后来就是跟韩国商谈，但感到韩国国内资源缺乏，韩国国内已经有几家大型轿车厂，整个国家市场份额也不大，就有些犹豫不决。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感觉到，上海是他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对中国市场做过调查，中国地大人多，是一个很大的轿车潜在市场，因为中国的新领导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他们相信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加速发展，轿车市场也会逐步扩大。还有一点，他们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劳，一定能把轿车厂办好。所以，他们愿意放弃与韩国的合作转向与中国合作。